周汉民：开展产品碳足迹精准量化示范试点是当务之急
“探索产品碳足迹精准量化，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这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前提，也是践行双碳战略的有效路径。”
11月7日，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在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之一、澎湃新闻主办的“净零碳城市：推动循环经济的跨国协作”论坛上作主旨发言时强调，当下的政策方向和技术环境，都要求以产品碳足迹为切入点，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
论坛上，对当下探索产品碳足迹体系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周汉民分享了三点观感，最后一点中包括三个具体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在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之一、澎湃新闻主办的“净零碳城市：推动循环经济的跨国协作”论坛上作主旨发言。
产品碳足迹已成为国际贸易绿色通行证
周汉民首先指出，产品碳足迹已成为国际贸易绿色通行证。作为评估产品环境影响的重要指标，其量化有助于相关方面辨识产品生命周期中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进而制定有效减排方案。从企业方面，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有利于企业了解产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精准实施降碳措施，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积极应对国际涉碳贸易政策。从全球来看，计算碳足迹、发展碳标签，作为公众易接受的气候信息披露方式，影响着全球合作。在碳关税制度下，高碳商品的成本将上升，低碳替代品将变得更具吸引力，碳标签是最直接的衡量指标，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周汉民提到，目前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进入过渡期，2026年1月1日正式起征。过渡期内，他国企业向欧盟出口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氢等相关产品时，必须按季度申报产品的碳足迹信息。以钢铁行业为例，短期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可能导致中国钢铁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加约4%至6%，超过了目前的利润率。长期来看，伴随碳排放配额比例收紧、碳价上升，中国钢铁行业的出口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另外，欧盟2024年2月18日施行了《新电池法》，4月29日发布了《电池碳足迹计算与验证方法》，以及碳足迹声明格式的征求意见稿，后续还会对碳排放进行分级并设定相关阈值，这意味着，向欧盟出口动力电池及工业电池的企业，需申报厂家、电池型号、原料、电池碳足迹等信息，并在2027年7月前达到相关碳足迹限值要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池供应商，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欧洲则是中国最大的电池出口地，这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新挑战。据测算，未来将有至少超过2万亿元的中国出口商品，直接面对碳关税利润或隐形碳成本挑战。
此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拟推出涉碳贸易管制法案和政策。英国宣布将于2027年实施“碳关税”。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制订了严格的碳足迹核算标准。2023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要求投放日本市场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动汽车制造商自2024年起披露碳足迹。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规则，将碳足迹作为必要的考核指标，绿色贸易规则规制愈发严格。
加快产品碳足迹精准量化，是顺应绿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挑战就在面前，中国如何应对？周汉民指出，加快产品碳足迹精准量化，是顺应绿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当前，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共识不断加强，各国竞相在低碳发展方面抢占话语权和制规权。就全球而言，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对产品碳足迹的核算方法制定了一系列规范。英国是最早发布碳足迹评价方法规范的国家之一；欧盟委员会也发布了产品环境足迹（PEF）和组织环境足迹（OEF）评价方法，以绿色低碳水平为特征的绿色竞争力，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国际贸易规则。
就国内而言，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世界上，中国工业品种最为齐全。工业产品的碳足迹精准量化，对打造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产业体系，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至关重要，也是应对碳壁垒的破题之道。
周汉民提到，中国高度重视产品碳足迹管理工作，在国家政策制订、标准体系建设、技术应用、市场化机制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已有诸多推进。但相比欧美国家，中国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起步相对较晚，存在标准体系不完善、数据基础薄弱、技术支撑不足等问题。加之国内评价标准不一致，缺乏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并和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
以产品全生命周期为例，碳足迹的数据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企业价值链中产生的其他间接排放。这部分数据的准确性难以有效保障。因为，碳排放量是动态变化的；即便同一类产品，在不同的供应链中形成的碳足迹也不同。由此，建立上下游企业的信任机制，是计算产品碳足迹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碳足迹标准还需要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可比性，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认可。
大力探索产品碳足迹精准量化的三点建议
在以上方向上进行探索，具体工作如何进行？对此，周汉民最后提出三点建议。
他指出，首先要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和规范接轨，建立精准量化的产品碳足迹标准体系。
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各行业和地区，碳足迹核算规则始终要将国际接轨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在对国际已有规定和通行标准进行深入分析和积极对接的基础上，需要聚焦特定行业，进一步提供便于评估和落地的细则，包括统一、可靠、权威、精准的工业产品碳足迹评估和认证方法，并支持数据的公开与透明。需要在该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在碳足迹评价方法以及各国的碳足迹认证和标签体系等方面形成共识。比如，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多双边的互认合作，推动与这些国家的重点产品碳标识互认，让碳足迹有迹可循，让世界看到中国产品的含绿量。以此，通过与国际规则的衔接，中国可以更好地融入和引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这需要运用数字技术，并加强国际交流。周汉民指出，可结合数字技术，完善产品碳足迹透明化追溯。从重点行业产品入手，通过区块链，确保产品数据、产品碳排放数据在生产企业和供应商之间进行可靠安全共享。利用工业边缘计算能力及数字化能力，打造可细化到厂域级、产线级和产品级的碳足迹追踪。通过经行业认可的、可追溯的碳足迹标签，有效引导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减排，提高产品的绿色竞争优势。还需引入国际认证机构，规范认证流程，完善碳标签的认证、信息披露制度，鼓励企业以气候信息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可持续信息披露或自愿性认证等方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核算结果与报告，为推动认证结果国际互认奠定基础。
周汉民的第二个建议是，开展产品碳足迹精准量化示范试点，加强应对欧盟碳关税的能力。他认为，这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具体而言，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子信息等工业领域，可在部分地区率先推广工业产品碳足迹可信精算与透明化的试点示范，并有序推广到不同行业，丰富产品碳足迹的应用场景。周汉民指出，尤其是长三角，可依托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平台，在碳排放交易试点方面积累的经验，帮助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出口企业，对碳排放量、产品的碳足迹、可能被征收的碳关税进行核算和预测，积极对标国内外同行业节能减排先进企业，寻找差距，制定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计划。进一步，需要建立出口欧盟企业产品碳足迹、碳排放量方面的数据库，在评估企业与碳排放有关的经营风险方面及时予以警示，为相关ESG指数编制提供支持。
另外，还需指导重点出口企业与国内外评价认证机构积极合作，建立产品信息化碳足迹管理系统，报送产品碳足迹数据。还可探索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设立出口欧盟企业自愿加入的板块，让中欧相关企业相互参与对方的碳市场，中欧相关碳市场的碳排放配额一定程度上实现互认。
第三个具体建议是，完善碳足迹相关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周汉民提出，可以完善产业政策，将产业碳足迹精准量化和认证纳入企业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示范试点目录，予以引导鼓励，并配以相关产业资金扶持，支持传统企业和工厂进行数字化转型，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发展动能。尤其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将企业产品碳足迹核算结果，作为发放绿色信贷和发行绿色债券的重要参考指标，鼓励投资机构和企业评级机构对企业ESG进行监督。与此同时，引导企业通过前沿数字化技术应用，借助动态、精准的产品碳足迹精算系统，采用产品全流程、全周期、全覆盖的完整动态数据，实现对不同拟减排措施的择优与改进，做到精准减碳。就产业链而言，链主企业还可清楚了解，产品哪个环节可进一步节能降碳，倒逼企业自身和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做出相应改进，实现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周汉民特别指出，需要尽快建立起中国本土的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因为产品碳足迹核算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层层追溯，直至最上游来自自然界的资源数据。如果缺乏基础数据库，则其他终端行业或中间产品无法追溯到基础原材料数据。目前，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大多基于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平均数据，适用于中国的数据非常有限。如果无法引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数据所建立的数据库，就无法真正体现中国实际的碳排放。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周汉民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国外在这一产业链的碳排放数据远不如中国丰富，如果直接使用目前的国际数据计算碳足迹，可能导致参数被高估，对中国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无法体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
周汉民认为，由此首先要聚焦重点领域，发布产业碳足迹数据。鼓励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企业，主动报送光伏、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等细分领域的产品碳足迹数据，不断丰富完善背景数据库。比如，需要认真研究全面分析，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欧盟所谓反补贴税税率为何不同。需要能够运用公开、公平、公正、严谨、准确的数据，助力体现中国优势产业的竞争力，使其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发挥应有作用。
